我们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旨在履行中国电影从业者探索新类型的责任与使命，寻找科幻电影这一类型在国内市场落地的可能性。电影从来都不是导演一个人的作品，在过去的四年里，超过七千名电影人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了这部工业电影。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建立完善属于我们自己、扎根中国文化，并适用于中国电影人的成熟工业化体系是多么的重要。

比如，缺少能够学习效仿的对象，成了我们创作中最大的难题：《流浪地球》剧组是一个年轻的团队，自身经验欠缺，对于科幻类型更是缺乏足够的准备。所以大到部门配合，小到岗位执行，每天都在面临新的困难与挑战，但是这些年轻人都奉献了自己最大的热情与才能。更重要的是，在关键岗位上的电影前辈们，将他们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年轻人。他们以身作则，迅速帮助整个团队成长起来。

这些努力的背后，埋藏着一个最初的梦想：我期待能够在电影院里看到一部从外到内都属于中国人的科幻电影。令我感到格外幸福的是，观众给予了《流浪地球》充分的宽容与支持；社会各界共同助力，帮助我和团队圆了科幻电影梦。

一部电影的价值观和立场，决定了电影本身的气质。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立场，电影创作则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创作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则，就是每个角色在面对危机、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刻所做出的决定，都要体现当今社会所认可的精神风貌，为广大电影观众呈现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创作的核心准则，也是电影《流浪地球》获得认可的根本原因。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也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遵循。为什么《红海行动》到今天依然备受广泛赞誉，为什么这部作品有如此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毫无疑问，是因为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作为演员，很荣幸在《红海行动》中饰演徐宏这一角色，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为了真实准确地塑造角色，我先后跟随剧组转战非洲摩洛哥数月，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城市街头到落寞的古城老巷，辗转近十个地区。每天六小时的力量训练，一个星期力量训练十三次，吃流食成为常态，我想只有这样，我才是徐宏、徐宏才是我。《红海行动》的拍摄让我充分地认识到，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更是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以《红海行动》为代表的一批反映时代精神，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主流商业电影正成为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这些主流影片之所以叫好又叫座，关键在于它们以影像叙事实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达，找到与普通观众进行艺术沟通的桥梁，让观众在得到艺术满足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家国认同。观众在精致和完整的故事体验中获得荣誉感、使命感和尊严感，中华民族强国梦与广大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构成影片主流价值共享大厦的基座。

《周恩来回延安》是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策划、制作、出品的首部电影。通过组织制作这部主旋律影片，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首先，这是一次踏寻足迹、寻找初心、汲取力量的寻根之旅。发起这个项目的初心，就是铭记历史，向伟人致敬，为社会各界献上一部了解我党奋斗历史，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忘初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的精品佳作。

其次，这是一次围绕传媒主业、拓展多元化产业的有益尝试。主创团队为此部影片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是深入采访周秉德等周总理亲属，以及周总理秘书赵炜、警卫高振普等总理的身边人，从多方面细节了解当时的历史，进一步了解总理的工作、生活及个人思想等细节，为创作做准备。二是深入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全国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等专家，详细了解有关史实，为创作做好铺垫。三是收集整理大量与周总理本人以及“回延安”这段历史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图书、影像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史料等。四是召开多次专家座谈会、创作座谈会等主题会议，对影片主题、内容、创作手法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讨论。剧本的创作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十余次修改。

最后，这是一次央企与地方政府等多方合作共赢的成功案例。项目从发起伊始，就受到了中宣部、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电影局、北京市委宣传部精品办、北京市电影局等单位的关注和指导，并得到了周总理亲属，周总理曾经的秘书、警卫等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多位专家积极主动加入了项目顾问团队，为影片出谋划策。从筹备到公映前后，历经近4年的时间，才打造出这部精品佳作。

《最美的青春》剧本创作历时7年，共集结了不同年龄段的6位编剧，多次下生活，采访了三十二位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老一辈创业者和上百名林业职工，几易其稿，直到播出前，仍不断修改优化台词，可以说是扎根生活的创作，也是持久不懈的创作。

该剧于2017年9月8日在承德塞罕坝开机，历经162天，辗转北京、天津、杭州、承德塞罕坝、内蒙古乌拉盖、多伦、克什克腾旗、乌丹八地取景，全部实景拍摄，最终播出只有36集，平均每个月只拍摄6集，拍摄速度相当于多年前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时间就是预算，这部没有明星大腕的主旋律电视剧，我们花了近一亿元，公司开始也犹豫过，但最后一致决定，要用情怀演绎情怀。

承担拍摄任务的主创团队都非常年轻，但每一位都是爱岗敬业的文艺工作者。全剧没有流量明星，但每一位都是演技精湛、吃苦耐劳的合格演员。为了还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真实场景，剧组迎难而上，在电脑后期已经相对发达的今天，80后导演巨兴茂决定全剧实景拍摄。他说，“只有在真实的场景下，演员才能演绎出真挚的情感。”

拍摄时河北的冬天没下雪，为了还原大雪封山，剧组将已经搭好的场景，向北移了将近一千公里。冰天雪地的克什克腾旗随时会刮起刺骨的白毛风，拍摄现场周围，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在白天零下25摄氏度、夜里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下，连续战斗了一个多月，不同工种的200多位年轻人没有一个当逃兵。在所有的评价和表扬中，我最喜欢这样一句话：“《最美的青春》是用塞罕坝精神演绎了发生在塞罕坝的故事。”

改革开放的故事不是拍昨天，也不是拍历史，它就是拍现实，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们希望观众们通过这个电视剧，不仅能看到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从何而来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地把那段历史全景式地表现出来，以人物经历展现时代大命题，希望格局更开阔一些。

《大江大河》第一部选择了从1978到1988年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来拍，这是思想碰撞最激烈、矛盾问题最突出的十年，也是改革进程中最艰难、最有意义的十年。剧中以三个人物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拉起三条线，串联起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历史变革。这三个人物的社会关系将其代表的三种经济形式串联成若干层面，是一次全方位的立体式展现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

剧中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秉持客观性，不回避人性的弱点，不回避时代矛盾以及遇到的问题，将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优势和局限，都放到历史的浪涛中去淘洗筛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自然会成功，反之就会被淘汰。同时我们的创作态度也是温暖的积极的，从描写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各自出身，到他们在困境中的那种不甘、无奈与坚持，再到奋斗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与昂扬斗志，体现出只有变革才有希望的时代大命题，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重要性。

正午阳光一直以来都秉承着现实主义的理念来进行创作，因为我们始终相信艺术源自于生活，取自于人民，只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够深入人心。